女子宿舍

戚小光扛着摄像机，原本是要拍一个“很主旋律”的题材，一个有爱心的女人做好事的故事。可是，当跟着这个女人左转右转进了一条胡同，顺着黑洞洞的楼梯上二楼，推开那扇铁门，他整个人惊呆了。
　　人！全是人！20多个女人，像沙丁鱼一样密集地躺在高低床上。
　　床就像偷工减料的木匠随意搭成的，高低不平，有的床腿拿砖头、铁桶垫着。一个挨着一个的铺，铺上一条条打着补丁、抹布一样分不清底色的床单。外墙上贴着“上门打针”、“见证收款”、“高价收药”、“招聘”等花花绿绿的广告，其中一张A4纸写着：住宿24小时：2元。
　　2元，这就是人头攒动的原因。
　　机器就那么静静地转着，戚小光突然“心里汹涌澎湃”，尽管处在同一座城市里，这却跟他生活的世界完全不同。
　　这个吉林省吉林市电视台的记者，对农民工忙碌的场面一点儿也不陌生。他有时候也会想：夜幕降临时，他们像蚂蚁一样消失了，消失在哪里？这一次，他找到了“蚂蚁穴”，他决心拍这个“消失的故事”。
　　这一拍就是5年。搭档们一个个离开了，只有他坚持下来。到最后，他都数不清素材到底有多少，“反正一分钟不歇，电视至少能播上一个月”。
　　纪录片的名字很简单，取自这家旅馆阳台，蜘蛛网般的电线掩映下，一个不起眼的半米高的广告牌——女子宿舍。
　　“哭！哭当啥用，白扯！”
　　张燕秒拖拉着3岁大的小芳找到这个半米高的广告牌时，是14年前一个冬天的上午，母女俩第一次进城的时候。
　　14年后这个盛夏的午后，她们仍然住在这里。床还是那张床，连床板上垫的海绵、纸壳子都没变过，唯一不同的是，45岁的张燕秒两个月前腿坏了，再爬不了上铺，小芳已经17岁，不再跟妈妈挤在一起睡，住在另一张床上，也要单花一份钱。
　　张燕秒第一次坐在这间宿舍时，跟人哭诉自己的丈夫死去，扔下两个月的女儿，草房土地被占，日子过得“像腌渍的烂白菜”一样。14年来，几乎每来一个新人，都会坐床头哭诉一番，哭诉的理由无外乎离婚、被打、亡夫、子女不孝顺……就像一个单项或多项选择题。可不用多久，就有人敲着床板，不耐烦地呵斥：“哭！哭当啥用，白扯！”
　　当这些眼泪顺着老妇人皱巴巴的脸、少妇花样的脸，甚至孩子光滑的脸，滑落时，戚小光从没有给过特写，甚至哭得太凶的镜头，他会删掉，因为“眼泪只是她们生活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”！
　　日子稍长些，这些苦命的女人不再说这是“难民营”，说这里是“常驻大使馆”，这里的女人不是“天使”，就是“大使”。这里的女人藏龙卧虎，能“上天入地”。上天就是能上工地盖楼，下地是能“修地球”。
　　这里寸土寸金。躺下时，真正属于她们的空间也就比一个人略大。所有人下地时，属于她们的空间不及她们的一双鞋子大。行李压在各自枕头下，因为把包寄存在老板娘住的4平方米的小屋，需要一个月支付10元。
　　这里只有一个水龙头，每天流出吸管般细细的自来水，女人们用它解渴、吃药、洗头、冲澡——哪怕在零下30摄氏度的冬天，哪怕喝需要用热水化开的感冒冲剂。
　　钱是每天算的，老板娘挨个收钱时，有的从餐巾纸里掏出两个钢崩儿，有的解开裤子从内裤的口袋里掏钱，有的从随身的矿泉水瓶里扯出两张一元的纸票。
　　没有人会“阔气”地拍出一个月的住宿费。她们会像“候鸟”一样离开，一旦找到提供住处的打工地，她们就会搬家。等工地的活儿结束了，她们又会回到这里，寻找下一个打工地。这里就像驿站，像她们生活半径辐射开去的那个圆心。
　　一年又一年，周而复始。
　　宿舍楼下就是劳动力广场。严格地说，这不是广场，而是4条胡同构成的十字路口。这里距离繁华并不是太远，具体来说，距离火车站步行5分钟，距离长途汽车站步行4分钟，距离吉林市医院500米。
　　胡同里有朝鲜小吃，有卖90元一斤人参的老店，有叫“桃姐”之类的数不清的职业中介。天晴时，胡同里摆满了小黑板，有招聘司机专栏、保姆专栏、出国打工专栏。
　　把镜头往后拉，再往后拉，这个亮着4盏灯的60多平方米的女子宿舍，就湮没在这个上世纪80年代初建成的7层老楼里，湮没在这普通的巷道里，湮没在这400多万人口、满语意思是“松花江边的城池”的吉林市里。
　　“尽是些笨手笨脚的妇人，太老了！”
　　相比这个2元一天的居所，打工的老板提供给张燕秒们的住处要“敞亮得多”。
　　到黑龙江种稻子时，她们就住在田旁边的露天大棚子里，能看见满天星星。在乡下养猪，就自己在猪圈旁垒房子，“要多大有多大”。
　　10月一下雪，女人们能找的工作多是在餐厅刷碗，穿两双袜子套大胶鞋，站在到处是污水的地上不停地刷，那些碗怎么也刷不完，“一天17元”。
　　来钱最快的是上建筑工地，像男人一样筛沙子、捣灰、搬砖，一天赚70元。可这活儿，女人大多“吃不消”。
　　整个漫长的冬天，女子宿舍的女人都盼着雪快些融化，春天来了，地里就热腾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