伯克利的游击队

Guerrilla（游击队）: The Taking of Patty Hearst》（2004）。这里所说的“游击队”，并非拾垃圾或乞讨大军，而是荷枪实弹与政府对垒的真正的“游击队”（Guerrilla），且不在山间，转战都市。这个革命激进组织，名“SLA” (Symbionese Liberation Army/共生解放军) ，产生于1960到1970年代间美国反越战运动和民权运动，灵感来自共产政权和南美革命（古巴/卡斯特罗，智利/阿连德——尽管被美国支持的皮诺切特势力杀害，还有一代青年的偶像：切·格瓦拉），立足加州湾区——伯克利和旧金山，成员有不甘被压迫的黑人，前越战老兵和激进的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大学学生，他们同情穷人和弱势群体，主张为他们争取权利；但也因主张暴力革命而有过激行为，大量购买武器，制造炸弹，杀过两人（一位黑人校长和一位白人家庭主妇），抢过几家银行。当时的首领，是越狱的黑人Donald DeFreeze。
　　SLA最惊人之举，是于1974年2月，绑架了当时19岁的Patty Hearst，美国最富有和最有权势的家族之一、报业大亨William Randolph Hearst的孙女。Patty当时被软禁在旧金山大学附近金门大街1827号6号公寓里，不时声音平静地向父母报个平安，加州优裕女子特有的懒洋洋的声调，如18岁时的索非亚·科波拉。SLA曾迫使她父母捐数百万美元的食品分给穷人，百姓欢欣鼓舞。不过后来出现哄抢状况，警察出面乾预，并有暴力和逮捕场景。媒体围追堵截，安营扎寨在Patty父母家门口，面色沉郁的老夫妇，和胡须遮住嘴唇（1970年代流行样式）的未婚夫，不断出来开新闻发布会。
　　两个月后，事件发生戏剧性变化。Patty宣称支持SLA，与自己出身的布尔乔亚（bourgeois）家庭和阶级决裂，与SLA组织一成员堕入爱河（称他为”the most beautiful man I ever know”），改名Tania——以切·格瓦拉（Che Guevara）的女朋友命名。SLA的宣传单上，是Patty头戴贝雷帽，手执卡宾枪的英姿，面容清瘦，神情坚毅（或茫然？难以捉摸。）她身后，是SLA的标志画面，盘踞的七头响尾蛇。资产阶级美女与无产阶级暴力革命。奇异的画面，也许成为一代革命青年的偶像。
　　在SLA抢劫某家银行的黑白录像带里，人们看到久违的Patty，瘦削，黑衣黑发，手拿卡宾枪，心神不宁地环顾左右。
　　之后不久，SLA 6名主要成名在洛杉矶一所房子里，与100多名警察发生枪战。战斗以一场大火焚毁房屋结束。众人选择与屋同焚——包括Patty的男朋友。Patty与另两成员不在此处，逃过一劫。
　　1975年，SLA其余成员在旧金山被捕，包括Patty。他们被判入狱7、8年不等。后来Patty声称自己是被洗脑（brainwashed）的受害者，为“斯德哥尔摩综合症”（人质认同，同情劫持者），并非出于自愿参与SLA的活动。当时的总统Jimmy Carter为她减刑，她在狱中22个月后便被释放。新闻发布会上，她丰腴了些，气色不错，了无阴影，微笑着感谢父母，感谢众人。
　　1979年，Patty与Bernard Shaw（她的保镖）结婚。1982年，Patty着书“Every Secret Thing”，记述自己被绑架的经历，她曾在“一心革命”时呼她的父母为“猪”，在此书的前言又呼她的“战友”为“疯子们”。富家美女矫正自己青春失足岁月，革命偶像坍塌。
　　无论如何，Patty因此绑架事件在某段历史内颇为出名，一朋克乐队The Misfits有首歌名“她”，与她有关。2003年，她出演了John Waters电影“A Dirty Shame”。
　　2004年5月，56岁的SLA成员James Kilgore入狱6年，因1975年抢劫萨克拉门托郊区一银行时枪杀一家庭主妇Myrna Opsahl（当时在存教堂捐款）。他有经济学学位，曾是炸弹制造专家，隐姓埋名，逃亡南非20多年，2002年被捕前是南非开普敦大学教授。他在法庭上向那个无辜受害的家庭道歉。另外几位被捕的SLA成员，之前都隐姓埋名生活，他们为人父母，事业有成，享受着中产阶级生活，否认年轻时的革命理想。但他们的脸上，都比普通的中年人多了些沧桑。年近60之年，再次入狱服刑6到8年——这一生，为过激的革命理想付出惨重代价。（2002年，Patty再次受到总统克林顿宽宥）
　　与此同时，某个Talk Show中，Patty容光焕发出场，家庭富足、保养良好的中年美妇，满面春风，说笑过往。
　　历史本身充满反讽意味。年轻人以为自己可以改造社会，让其更公正平等——一个没有阶级和剥削的乌托邦社会。这理想却一再偏差，或被利用，或执行不当，酿成悲剧。年长些明白，社会永不可能公正平等。穷人无法改变社会，富人却可改变自己的命运。
　　社会发展不是靠“理想”支撑，而是利益制衡和体制保障。但“理想”本身没有错。也不能怪罪“马克思理论”本身。在某些氛围中，它被极度意识形态化和教条化，被误解的人们嗤之以鼻；而在另一些环境中，它只是被作为一种哲学、科学或政治学理论（与“存在主义”或“精神分析”没什么不同），放在被研究之列（被我们称为“西方马克思主义”），影响了无数西方现代理论家。